伍戈:疫情与国际变局叠加下中国经济的远虑与近忧

题记:2020年10月20日,北大国发院举办第147期【朗润·格政】暨“中国经济的远景和挑战”专题系列首场。该系列在北大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的《中国2049》报告和专著基础上,展望中国经济的远景,并分别从老龄化、国企改革、能源与环境、金融、体制改革、大国战略等不同的维度解析未来的挑战与必要的改革。第2场和第3场将分别于11月1日在上海和12月4日在深圳举行。本文根据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博士的点评整理而成。

今天讨论的是中国经济偏长期的重大问题。我经常琢磨,长期的问题和短期的问题是不是有严格的区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和近到底怎么看待?我们对未来很多问题的探讨其实是基于我们对现实的假设,或者说未来长期的因素其实在短期也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判断。

就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的“中国2049”联合课题而言,对未来的展望离不开两个比较大的背景,第一是改革开放40年,乃至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第二是外部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2020年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场疫情只是短期问题,对长期基本没有影响。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客观上讲,疫情是很重要的事情,从历史经验看,其影响不限于短期,还有可能是长远而深层的。举个例子,14世纪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爆发了非常重要的疫情——黑死病,导致当时欧洲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死亡。黑死病这个疫情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使很多人对神学、宗教,以及很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改变,由此引发了文艺复兴的出现。

再近一些,1918年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发生了西班牙流感,也是百年不遇的疫情。那次的严重程度超过了这次的新冠疫情,人们也是戴口罩、社交隔离、学校停学、工厂停工。1918年不仅仅发生了这场疫情,大家还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做《列宁在1918》,这一年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说明这对社会发展和变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和时间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对国际关系的重构,对社会主义的催生,都有不小的影响,或多或少都和疫情有关。

就这次新冠疫情而言,我们已经看到它使中国对美国和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可能也使美国和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同样发生了改变。由于各国对疫情管控措施的不同等原因,老百姓都有了和以往不同的感受。现在谈到中美关系,大家已经有了新的理解。所以我认为,国际的变革、疫情的变化,应当成为我们目前思考很多问题的背景。

疫情会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包括短期和中长期,我的看法是:如果单看现在的死亡人数、传播率等一系列指标,新冠疫情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最严重的,并且还有疫苗的曙光。但对经济更多维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观察。

首先我们看疫情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中枢或基本逻辑。西班牙流感之前,美国的经济增速曾高达10%以上,后来降到只有2%。很多文献都把疫情的影响作为美国这一波增速下降的重要解释之一。然而如果看得再长一些,整个美国的经济中枢并没有看到明显的下降。这背后的道理也非常朴实。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有出现了劳动力大量损失、资本大量损失、大量全要素生产率严重损失,才会使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修复的损失。反之,如果疫情没有产生上述很明显的影响的话,整个经济中枢不会造成明显的下滑。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冠疫情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也仅仅是一个偏短期的冲击。

对于中美关系,有很多刻画和度量的方法。从最简单又最有效的方面来看,过去的五到六年间,中美在很多领域是“脱钩”的。比如签证数据,从2015年开始美国给中国人的签证数量,或者说中国的签证占比有明显的下降。这个下降代表着经济、贸易、军事、外交、科技、教育等一系列领域人员交往的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叠加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超预期的。今年以来,我们的内需低于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但是外需确实高于预期,出口非常强劲。一般的预期是中国面临贸易摩擦和疫情,似乎中国的外需很难好看,但我们发现市场的力量非常强劲,包括企业家的调整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在贸易战期间,中国到东南亚的出口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美出口的下降。比如这次疫情期间,中国防疫物资、电子产品出口大幅上升,使得在全球停摆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实现了正增长。

还有一点是在外部冲击这么剧烈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仍在上升,中国进口占世界也在上升。这些现象都是我们在外部冲击发生之前难以想象或者说难以进行预测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在出口门类的齐全性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方面都占优势位置(参见下图)。并且,在明年或者后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超过美国。

另外一个观察是,我们原本还特别担心外资转型,美国对华投资这几年确实在明显减少。但中国总体的招商引资水平是保持上升的,而且是稳步上升的态势。

这次疫情受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从资本市场显示上来看,在过去这段时间,服务业占整个资本市场的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那些新动能的服务业。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内生的经济变化还是值得关切的。

当然,也不都是令人欣慰的观察结果。比如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环境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在今年政府特别加大为民企纾困的情况下,民企相对国企的融资成本还在大幅上升,民企相对国企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在加剧。这其中受疫情冲击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还涉及就业问题。

对长期问题的理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个重要维度。我们没有经历过老龄化,而日本和中国很像,所以我们做研究可以和日本比。

我只论述老龄化对房地产的影响。为什么房地产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房地产依然是中国上下游带动系数最强的行业,没有之一。老龄化是长期变量,对于房地产有长期的影响。

数据显示,我国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在下降,和日本有惊人的相似。但是日本整个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和当时老龄化的速度是吻合的。而且还有一点日本和中国一样,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下降和“刘易斯拐点”差不多一致。

并且,日本比较不幸的是,老龄化的拐点恰好也对应了城镇化的拐点。老龄化的增加以及城镇化的下降拐点都在1970年代,两股力量都对房地产不利。虽然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边际递减,但整个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熨平老龄化对经济动能的影响。

这个过程中,老龄化是供给面的问题,城镇化是需求面的问题。我们很难定义长期和短期,很难严格的定义供给和需求,所以夹杂在一起对于很多变量的解释更有借鉴的意义。

今天要讨论的是长期战略问题。长期也不过是国际和国内。从国际来说,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我都希望中国能保持市场化的改革和对世界开放的态度,保持对国企、民企和外企都尽可能公平的竞争格局,让市场能够自发熨平各种外部的冲击,既包括疫情的冲击,也包括中美关系等外部环境的变化。

前段时间,姚洋老师召集我们开过一次会,一位嘉宾的观点对我触动很大,他认为中美之间的“脱钩”是分层次的,其中有一个“脱钩”相对容易,就是科技的“脱钩”以及教育的“脱钩”。但科技和教育对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关键的,这令人对未来更加忧虑。我也希望能够多一些逆向的,反脱钩的力量,也包括中国自身对科技和教育的更加重视,使中国未来能以科技红利和教育红利,对冲击老龄化和国际关系复杂化带来的冲击,保持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